对于法庭审理的案件，公众有没有知情权，有没有监督权？

　　□在实际生活中，新闻界与法院、法官也经常意见“对立”。这二者应当是个什么关系呢？
    ■有一个案子，应该是1998年的事。《新疆商报》发表了一篇文章，题目是《这笔恶债是如何栽到国企身上的》，主要讲一起建筑纠纷，因法院的违法办案导致新疆建筑总公司无端背上了172万元的债务。
    但是，文章见报后，《新疆商报》却被这个案件的主审法官起诉了，因为在文章里，对主审法官的人格、品质、道德等进行了一些评论，法官认为他的名誉权受到了侵害。
    这个案子比较有意思的是，被舆论监督的这个“个案”被纠正了，但媒体却被法官告倒了，认定侵权成立。当然，不是在这个法官所在法院审理的。
    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：法官是什么人？是代表大众主张社会正义的人。何况，在前一段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（草案）》里规定，法官可是公务员啊！那也是行使公共权力的人。这就是“公众人物”啊！一个主张社会正义的人的品质和道德，是不是应该受监督呢？他的学识、判案水平和修养应不应该有个标准呢？为什么不能对此加以评论？更何况，后来错判被纠正已经表明，报道的内容或者方向并没有错啊。
    □但是，在这类报道中，也许对于一些过于个人隐私的事情不应披露，比如：包二奶……
    ■不，我认为公务员不能“包二奶”。这的确是在监督的范围之内。行使公共权力的人，必然要有道德上的要求，因为他的行为风范对于社会是有影响的。但是，比如对于孩子的教育方法是否妥当、结婚之前曾经跟谁谈过恋爱之类，应该有所保留。
    此外，这类评论里通常会有一些比较情绪化的用词，这方面媒体当然要特别注意。但法院也不能因为使用了一些情绪化的用语，就认定侵权。这里面的界定非常微妙。你的名誉是否受到损害，其实不是由报道中是否使用了情绪化的用语决定的，而是由报道中列举的行为是否恶劣决定的。那么，又回到报道是否真实、是否出于“实际恶意”上来。
    话说回来，对于法庭审理的案件，公众有没有知情权，有没有监督权？毫无疑问是有的。这种权利最直接的表现方式，就是在大众媒体上发表评论。如果你坚信自己的判决是正确的，是代表社会正义的，让人家评论去呗，怕什么呀？但我们现在的法院的确很怕记者、怕媒体。我和法院的朋友在一起时，常听他们说：防火防盗防记者。这种“怕”有时到了什么程序呢？比如2003年，广东省高院居然发了一个红头文件，公开封杀6名记者在广东三级法院一年的采访权。理由是：这6名记者“法院未判，记者先判”，严重影响了法院的正常审判秩序。
    这次封杀是依据此前半年，广东省有关方面和省高级法院联合下发的《关于规范采访报道法院审判案件活动的若干规定》作出的。其主要内容为：“依法公开审理、尚未宣判的案件，记者可以旁听，但不得进行采访报道”；“已经公开宣判的案件，可以采访报道，但必须实事求是，客观公正，并且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”；“省级以上（含省级）新闻单位采访各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审判活动，必须经省法院新闻办公室审查批准”，等等。
    我一开始根本不能相信这是一省之高院作出的规定。它有什么权力规定记者可不可以采访、如何采访、如何评论？又是依据哪条法律作出这样的“规定”？表面上看，似乎法院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。但实际上，一个机构自己制定规则，同时又自己解释规则并作出处罚，这种权力本身就失去了制约。法院只能按照立法机关所制定的规则对于各种违法行为作出判决。如果涉及到法院与传媒之间的关系，因为事关司法独立以及言论自由等重大的宪政问题，是需要国家通过基本法来调整的，而不是一家地方法院就能够决定的。可几乎各地的法院都有类似的规定。
    ■事实上，就内在性质而言，司法与媒体本身确是对立的：媒体往往是一时一地民众情绪的传声筒，就是情绪的、不够审慎的，同时又是多元化多变性的；而司法则是代表普遍的社会正义，它是理性的，审慎的，严格依照法律的。但不能因为这样，法院就可以单方面剥夺大众的知情权，这完全违背了肖扬院长上任之初即不断强调的审判公开的法律准则。所谓审判公开，决不仅仅是指对当事人及其亲属公开，更包括一般公众有权获得与审判相关的信息（涉及个人隐私和国家机密的例外），获取的途径有两条：自由到法院旁听，或通过媒体及时而全面的报道。
    从法院自身看，不允许媒体报道也是不明智的。当法庭上双方的证据、各自的论辩都被公开地展现在更广泛的公众面前时，那种试图干预司法独立、谋求法外利益的力量就会受到来自舆论的抑制——有关事实和证据，“地球人都知道了”，谁还敢明火执杖地枉法裁判？
　　再说对已宣判的案件，“不得作出与法院裁判内容相反的评论”。法院判决不等于是真理，凭什么不允许批评？即便是真理，如果这么害怕批评，那样的“真理”也太脆弱了。略有宪法意识的人都会清楚，宪法中规定的言论自由决不是规定公民只有说“正确的话”的自由，或者只能说“官方许可说的话”的自由。
    
　　中国法官在判决里确立了两个“闪光”的原则
    
　　□我们国家有没有这样构成“动力”的判决呢？
    ■当然有。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著名作家余秋雨先生的那个官司。《北京文学》的编辑肖夏林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文化中的文化》，评论了文化界的一些现象，但主要是批评余秋雨，说他沽名钓誉，不像个学者。比如，他在深圳时发表了一番评论，说深圳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方之一，是中国文化的桥头堡，将来会出现中国文化的深圳学派，云云。肖夏林在文章里指出，余先生这样说不是偶然的，而是因为深圳市政府送了他一套豪宅。余先生看了之后就开始了诉讼。
    我看了最后的判决非常激动。这是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判的。三位法官，即审判长杨瑞玲、代理审判员赵式洁和陈家忠，他们在判决里进行了非常详细的推理，告诉本案当事人，余秋雨得到深圳市赠送豪宅一事是不是肖夏林本人捏造的，是至关重要的。而肖夏林所提供的证据表明，在那段时间，北京学界、文化界确实都在传说余秋雨先生得了深圳的一套房子。法官采信了这一证据，认定肖夏林所述并非捕风捉影。
    同时，法官们也认为，肖夏林的文章尽管有没有核实有关事实的缺陷，但是基本上仍属于文化评论的范畴，不会使得原告人的社会评价降低，也不能认为具有贬低损害原告人名誉的性质。所以，余秋雨先生败诉了。
    当然，一个人在写文章的时候，必须认真核对事实，但这种核对的要求不能超出合理的限度，不能超出个人的能力。当他所述的是一段时间内很大一部分人都信以为真的事实，而依靠作者本人的能力又无法核实，就不能认定他是“实际恶意”。
    还有一个更有标本意义、更让人感到欣喜的判决，就是广州市华侨房屋开发公司诉《中国改革》杂志社一案。杂志刊登了一篇报道，揭露华侨公司这个国有企业在内部管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，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。华侨公司认为报道不属实，有损其名誉，并影响了他们的效益。但是，法院最终判决：华侨公司败诉。
　　审理该案的三位法官的名字是巫国平、伍双丽和郭越，他们在判决里确立了两个“闪光”的原则。一个叫“合理信息来源”原则。就是只要记者所依据作出判断的信息来源是合理的，即便有瑕疵，也不应算失实。《中国改革》上的这篇报道的消息来源是企业的年度报表、广东当地报纸的内参以及对一些知情人的访问。这些消息来源是合理的，而且从记者角度看，也是可信的。如果是因为企业报表上的错误，导致记者作出了企业认为的不正确的判断，那也是你的企业报表的问题。法官说，你不可能要求记者变成一个科学家、一个侦探，永远侦查下去。
    第二个原则是“公正评论”原则。即媒体所做评论是否侵权，取决于他的目标是什么。法院的判决书里说，固然这些评论里有个别字眼有些情绪化，但报道的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护国有企业的利益，为了维护每一个国企员工的利益。所以，这样的评论对国家是有价值的，不应被认为构成侵权。
    
　　依据健全理性不会信以为真的言辞，不构成名誉侵权
    
　　□您认为，这类案例最有价值的意义就在于此？
    ■是的。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啊！法院或法官在审这类案子时，不能自觉地就把民法和宪法割裂开，狭隘地说：没错啊，这就是民法啊，这就是名誉权问题啊。法官在审案时，首先要维护的，是宪法的尊严。
    这方面我有一个印象很深的案例，是2000年的恒升电脑诉王洪侵权案。这个叫王洪的小伙子买了台恒升笔记本，但是毛病不断。他就去找电脑公司要求退货。公司说：不能退，只能修。于是王洪就同意修，但公司又说：你自己加了内存，已经不在保修范围了，修还要再交钱。王洪说：加了内存不会影响其他性能，比如噪音大啊什么的，为什么不能保修？结果，电脑公司就是不给保修，小伙子年轻气盛，就在网上贴了“大字报”《请看我买恒升笔记本电脑上大当的经过》。在这篇文章里，他很愤怒地把恒升笔记本电脑说成是“垃圾”、“豆腐渣”，号召大家都不要买，引来很多跟帖。后来，恒升公司就把王洪起诉了，法院也判决侵权成立，要赔恒升公司50万元人民币，两家转载王洪文章的媒体各赔将近25万元。二审的结论基本相同，但王洪的赔偿款减到9万元。
    法院判决依据的法条是《民法通则》第120条，该条规定：法人的名称权、名誉权、荣誉权受到侵害的，可以像自然人那样，“有权要求停止侵害，恢复名誉，消除影响，赔礼道歉，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”。
    但是，我们不能只看到《民法通则》。我们还有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，其中第6条规定：“国家鼓励、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。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，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。”
    同时，我们还有宪法第35条：公民享有新闻出版、言论方面的自由。
    那么，法院在审理这类案子时，就不能只看到民法，而看不到其他。不能只看到电脑公司的名誉权受民法保护，也要看到消费者批评企业的权利也是受法律保护的，公民的言论表达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。如何在这三者中找到平衡，需要细致的考量。
    □而且，这个宣判过后，会使消费者对此类事情噤若寒蝉。无论50万，还是9万，对个人来说，都不是小数目。
    ■这就涉及到合理的司法引导问题。法官应该想到，一个诉讼也可能影响到没有介入到诉讼中的人。它会产生一种连锁反应，就是以后谁也不敢随便发表对一个企业的批评。我们更应认识到，与企业利益相比，消费者常常是孤军奋战的，是弱者；与企业或个人的名誉权相比，言论自由、表达自由这样的基本公民权利，显然是一种更高位阶的权利。这类基本权利的维护不仅仅让民众受益，更有利于推进我们的经济发展，保持社会稳定，增进官场以及企业的清廉。我们不能通过法院判决，让大家对自由表达产生恐惧。
    
　　我们不能只享受言论自由的好处，而不承受其代价
    
    □言论自由当然很重要，但现在司法界和律师界有一个观点，认为过多的言论会干预司法公正。如何在二者之间掌握一个平衡点呢？
    ■这的确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。有些人认为，媒体说三道四，或者报纸每天登的都是黑暗啊，腐败啊什么的，对整个社会的人的心态有非常不好的影响。但是，托克维尔讲，我们不能只享受言论自由的好处，而不承受其代价。你要享受言论自由的好处，就必须忍受公众人物被说三道四，就必须忍受对官员、对政府、对司法的评论。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？是人民能够发出声音，能将大的社会动荡消解于小的言论冲突中，能在官员腐败还处于萌芽期时就挽救他，从而使我们的社会和国家更好。当然，这也是对每一个公民作为个人的尊重———人活着就是要说自己想说的话啊！
    如果要我说，言论自由对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是根本性的。即便司法也应该这样。所有的判决书都应该在网上全文公布，所有的案卷都应该可供查阅，除非法律明确规定的特殊情况，所有审判都应公开，旁听者有权利作记录，所有的政府部门、官员和公众人物都应该做好随时被人评说的准备。因为：只有你让人民拥有更多监督的权利，才会显示政府的信心，才会让政府更有声望，有更大的能力和动员力来使一个国家向前迈进，让经济得到有序的发展，让社会稳定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。
    当然，要实现这样一种境界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比如传媒从业人员的素质、司法从业人员的素质，都有待提高。比如我们的司法体制的变革，还有培养行使公共权力的人的观念和思维习惯。